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在受案范围、适用的法律依据、当事人等方面都缺乏必要的衔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两者功能的发挥。

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又使民众的权利意识、监督意识得以加强，政府财政的安排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各方利益主体瞩目的焦点。但目前我国社会公众对预算信息的了解总体上仍十分困难。

如在德国、法国，预算草案都必须在议会经过三读之后方能通过。简言之，权力来源于权利，按照社会正义的要求，它应当服务于权利的实现与增长。（二）人大获得对预算草案的修正权是人大发挥作用的关键如前所述，目前我国人大代表对预算草案只拥有整体通过权或整体否决权，在法律上没有就预算草案的部分内容提出修正案的权力。但赋予人大对政府预算的减额修正权则不应有任何障碍。审议预算本是民主国家议会最重要的权利。

[32]赵凌、谢小红：《破解政府财务机密仍是难题》，《南方周末》2009年5月21日。首先，缺少对财经委、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预工委）预审的具体程序规定。执政党的权力观不是一成不变的，法治时代执政党的权力观需要"与时俱进"。

二是从制度方面提出了民生法治化。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王世涛教授认为，以不同的分析工具，对财政税收会有不同的认识。为应对转型期社会变迁对宪法解释提出的挑战，及时构建一套合理的释宪机制是攸关第二次转型成败的关键。河南工业大学法学院谭波副教授从社会保障角度探讨了财政立宪。

为了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和通讯自由，应制定更为全面的《个人信息安全法》，同时对《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例加以完善，并进一步完善对非法监听受害人的救济制度，从而对公民隐私权和通讯自由提供更全面的保护。民间组织所面临的困境是外部干扰和内部不规范，而社会组织宪政也是宪法下的宪政。

他认为，在工伤认定的案件中，必须坚持工伤的本来含义，分析"途中工伤"条款范围宽窄的利弊得失，逐渐扩大工伤的覆盖范围，当出现劳动者伤亡的"途中工伤"界限模糊、既可认定也可不认定属于"途中工伤"的情形时，应遵循《劳动法》和《条例》等行政法律规范规定的基本权义务、向劳动者倾斜的"劳动权本位"基本理念，做出工伤认定。国家对人民有给付义务，为此国家有义务对财政资源再分配的必要。两者的联动需要的是内在的互联而不是表面的牵强附会。湖南大学法学院肖艳辉副教授认为，我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体制性缺陷而引发的社会风险和诸多不和谐现象与财政立宪主义的基本理念发生了根本冲突。

其基本思路是：在保留现有释宪机制基础上，适应转型社会的特殊需要，建立一种常态释宪机制，形成常态释宪机制和原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非常态释宪机制并存的二元释宪机制格局。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法律体现。安徽财经大学金玉副教授认为，我国宪法对财政权的规定以及实践中对于国家财政权的规制，还存在下述问题。二是应该强化法院与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权利与责任。

恰恰相反，证据显示宪政主义能否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得以发扬光大，更多地取决于政治因素，以及战争、外国干预等历史事件的偶然影响，而不是取决于文化与价值观。关于社会转型期间释宪机制的创新。

刑事立法直接关涉公民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以及政治权利之限制或者剥夺，其谦抑程度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实际容量密切相关。许多国家的宪政史首先就是一部财政入宪史，政府的税收和公共开支政策一贯会引起法律和宪法上的争论。

我国宪法没有详细规定国家税收方面的立法限制，没有规定财政法案相应的审议程序。正当的制度只能逐步建设和改进，这是制度塑成与变迁的一般规律。她认为宪法制约刑法的具体途径包括平等原则、合宪性解释、罪刑法定原则、宪法权利、违宪审查制度。宪法第33条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则为获得辩护权提供了价值论基础。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王书成研究员认为，信访的立法发展过程反映了其逐步制度化的法治进程，但实践中制度化进程也逐步暴露了信访在制度上的方向偏离，并没有在根本上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河南中医学院乔飞讲师认为，古代以色列的宪政思想比古希腊要早得多。

社会保障作为"社会本位"和人本主义的一大体现，和财政立宪不可分离、分立。甘肃政法学院吉敏丽副教授指出宪法的核心价值是保障人权，刑法作为部门法，其价值必然要受到宪法的导引。

与14部宪法相伴生的，是"立宪法易而行宪政难"的不尽感慨。南京审计学院程乃胜教授认为，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中央与地方利益冲突原因复杂、多样。

国际关系学院肖君拥副教授认为，尽管孙中山"均权"思想被标为"失败的遗产"，但仍对当今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以下启示借鉴意义：一是科学配置中央与地方治权，实施行政改革。而且，人们很少出于关心权利而对义务的根据投去怀疑的眼光。

他认为民间组织也需要宪政，社会宪政既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宪政，也不同于所谓的"新宪政"论，它是以规范和调控社会公权力为核心的宪政形式。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刘国副教授认为，转型期社会情势的复杂性与变易性使其异于常规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关系变动、社会制度变迁、利益和矛盾冲突都对释宪机制提出了异于常规社会的特殊要求。以产权理论为视角，税收源于产权的私有，并促进宪政的萌发，同其他财政征收方式相比，税收是效率最优选择。三是加快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建设。

合理的权力配置是宪政价值实现的基础。四是完善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机制。

对于此种矛盾的化解，只能采行促成形式与内容统一的方式，即修改现行宪法，吸纳港澳基本法中主权决断性的内容，使港澳基本法从内容到形式皆符合普通法律的要素，化解港澳基本法的合宪性危机。纵观西方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史，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权力构造和治理模式的观念渊源。

我国宪法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顺应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尽快明确规定地方权力。3、在国家财政预算审查方面，人大这一职权形同虚设，人大会议期比较短，但是需要审议并作出决定的事项过多。

当选的人大代表来自社会的各个领域和阶层，专业技能和文化水平差异较大，本职工作又很繁重，难以完成预算审议这样专业性强的工作。五是宪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虽有所突破，但多少脱离中国现实。但香港大学顾瑜博士通过对1998-2010年的数据及个案分析却证实，宪制上的权力不等于真实的权力。他认为我国社会保障在财政立宪主义下的缺失表现在:一是财政立宪中的社会保障外延狭隘，价值模糊。

流动儿童面临的教育困境包括：借读费过高、公立学校无法容纳、农民工子弟学校太差等。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三百位专家、学者围绕"社会转型与宪法、中央地方关系法治化、宪法与国家权力的结构与运作、财政立宪主义与社会保障、宪法与刑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获得了圆满成功。

第二，修改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部分的第62条，明确人民代表大会的税立法职权，以体现税权民主。大部制改革的根本动因是政府对社会诉求的回应，可以视之社会回应性的自觉改革，具有民主内涵，必将促进宪政价值的实现。

1982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宪法应做出哪些回应？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认为，虽然宪法已经做出不少积极回应，例如宪法序言和相关条款的修改，也基本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其改革进路在于：强化财政支出与社会保障之联动机制。